條文內容
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 投放虛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罪名精析
構成要件
一、概念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是指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本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條新增加的罪名。
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構成要件
(一)客體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體為社會秩序，包括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單位的工作、生產、營業、教學、科研等秩序，公共場所、交通秩序，以及人民群眾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所謂編造，是指毫無根據的、無中生有憑空捏造、胡編亂造，其結果是產生虛假的即不存在、不真實、與事實不符的信息;所謂傳播，是指通過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將虛假信息廣泛加以宣揚、散布、擴散，以讓公眾知道。如只是在個別親友之間加以議論，沒有廣泛散布、宣揚的，則不能構成本罪。
本罪的入罪標準為“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加重處罰情節為“造成嚴重后果”。至于何為“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后果”，目前沒有明確的規定，有待于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作出明確的界定。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年滿十六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罪。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必須出于故意，即為了擾亂社會秩序，明知沒有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卻加以編造，或者明知是編造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而加以傳播。過失不能構成本罪。至于其動機，可多種多樣，有的是想制造緊張氣氛;有的是對社會不滿，制造混亂，發泄私憤;有的是想借此向社會施壓企圖滿足自己的某種要求;有的是精神空虛無聊，借之尋找畸形樂趣等等。動機如何，不影響本罪成立。
認定要義
一、罪與非罪的認定
實踐中，應注意區分明知是虛構或者編造的息而傳播和因為誤聽、誤信而傳播的界限。有的情況下，信息真偽確難以辨別，行為人主觀上認為是真實的信息而傳播;有的時候還存在被傳播的信息開始被辟謠，事后被證實為真的情況。只有故意編造并且將自編造的相關信息在網絡或其他媒體上傳播的行為，以及明知道是他人編造的信息而故意在網絡或其他媒體上傳播的，才構成犯罪。確實不知相關信息為謠言而誤傳播的，不構成犯罪。
量刑標準
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證據規格
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第二款 證據規格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
(一)犯罪嫌疑人陳述和申辯
1.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
2.實施違法行為的動機、目的;實施違反行為對社會秩序擾亂后果的明知和放任;
3.實施違法行為的時間、地點、人數、方式、經過、危害結果等;實施違法行為所使用的工具來源及去向;
4.被查獲的時間、地點和過程等情況。
(二)證人證言
1.證人的基本情況;
2.發案時間、地點、人數、方式、起因、經過，危害結果等;實施違法行為所使用工具的特征等;
3.犯罪嫌疑人實施違法行為對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和危害后果。
(三)物證、書證
1.照片、電話記錄;
2.相機、電腦等作案工具;
3.其它。
(四)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1.現場當事人、證人用手機、相機等設備拍攝的反映案件情況的資料;
2.其他錄音、錄像、電子數據。
(五)勘驗、檢查筆錄
現場勘查筆錄、現場圖、現場照片、提取的痕跡物證等。
(六)辨認筆錄
證人對犯罪嫌疑人的辨認。被侵害人、證人、犯罪嫌疑人對犯罪現場、嫌疑人以及其他能夠證明其犯罪事實的場所、人員、物品進行指認。
(七)其他證據材料
1.犯罪嫌疑人的年齡、身份證據材料，包括戶籍信息，工作證、專業或技術等級證;有前科劣跡，應調取法院判決書、行政處罰決定書、釋放證明書等有效法律文件;
2.抓獲經過、出警經過、報案材料等。
案例精選
1徐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案(2017)吉0221刑初199號—中國裁判文書網
【裁判要點】
被告人通過片面剪輯所拍視頻并配以煽動性字幕信息，制造政府抗洪救災不力的假相，其行為已構成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罪。
徐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案
案情簡介：吉林省永吉縣人民檢察院以永檢刑檢刑訴[2017]206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徐某犯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于2017年7月23日向永吉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永吉縣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吉林省永吉縣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葛志峰、劉偉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徐某及其辯護人楊敬婷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吉林省永吉縣人民檢察院指控，2017年7月13日，在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遭受特大洪水災害，被告人徐某因受災造成財產損失，遷怒于政府，于2017年7月14日至17日期間，在口前鎮受災區域拍攝大量視頻，通過片面剪輯所拍視頻及配以虛假、侮辱、煽動性字幕信息制造政府抗洪救災不力的假相，將該視頻命名為“直擊永吉-真實的永吉713”，于2017年7月19日將該短片上傳至優酷網、新浪微博，截至案發，該片面、失實的視頻播放量達76.2萬次，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被告人徐某經公安機關抓獲歸案。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徐某通過片面剪輯所拍視頻及配以虛假、侮辱、煽動性字幕信息制造政府抗洪救災不力的假相，應當以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經永吉縣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17年7月13日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遭受特大洪水災害，被告人徐某于2017年7月14日至17日期間，在口前鎮受災區域拍攝大量視頻，后其通過片面剪輯所拍視頻及配以煽動性字幕信息制造政府抗洪救災不力的假相，將該視頻命名為“直擊永吉-真實的永吉7.13”，于2017年7月19日將該短片上傳至優酷網、新浪微博，截至案發，該視頻播放量達76.2萬次，給政府造成了不良影響。被告人徐某經公安機關抓獲歸案。上述事實，被告人徐某沒有異議，并有物證照像機一個、電腦主機箱一個，書證常住人口信息、現實表現證明、到案情況、吉林省口前鎮縣城防汛應急轉移疏散預案、吉林省口前鎮防汛應急預案、吉林省永吉縣縣城防汛指揮部關于印發縣城2017年防洪應急預案的通知、縣城防汛應急轉移聯絡表、吉林省永吉縣防汛應急轉移疏散預案、吉林省永吉縣防汛防旱指揮部成員名單、關于印發《口前鎮2017年防汛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山洪災害防御方案、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社會經濟基本情況表、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危險區基本情況表、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社區基本情況表、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水利工程基本情況表、吉林省永吉縣口前鎮水電社區防汛工作情況、吉林省永吉縣氣象局、氣象災害預警信號、吉林省永吉縣水災基本情況(新聞通稿)、吉林省永吉縣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啟動防汛Ⅰ級響應的緊急通知、吉林省永吉縣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啟動防汛Ⅱ級響應的緊急通知、吉林省永吉縣防汛抗旱應急預案、吉林省永吉縣防汛抗旱指揮系統框架圖、吉林省永吉縣防汛抗旱指揮部成員單位職責、吉林省永吉縣防汛抗旱專家組名單、應急保障機構、吉林省永吉縣防汛抗旱應急管理工作流程、防汛物資儲備統計表、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于2017年7月12日發布《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做好強降雨防范工作的通知》、吉林省永吉縣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于2017年7月13日發布關于轉發《吉林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做好強降雨防范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于2017年7月12日發布《吉林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好強降雨防范工作的通知》、預測降雨情況、防范意識、防御措施、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于2017年7月12日發布《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做好強降雨防范工作的通知》、關于2017年7月13日降雨情況的指示、吉林省口前鎮防汛指揮應急響應啟動程序、中共永吉縣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孟繁欣所做的情況說明、扣押決定書、扣押清單，證人劉某等的證人證言，電子數據遠程勘驗檢查工作記錄兩份，搜查證、搜查筆錄、照片，光碟二張、U盤一個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裁判結果：永吉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徐某通過片面剪輯所拍視頻并配以煽動性字幕信息，制造政府抗洪救災不力的假相，其行為已構成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罪。被告人辯護人關于可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觀點永吉縣人民法院予以采納。被告人當庭自愿認罪，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判處對其所居住的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對其可宣告緩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第二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人徐某犯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二、作案工具照像機一部、電腦主機箱一個予以沒收。
2《刑事審判參考》第398號案例 黃旭、李雁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案
【摘要】
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認定和處罰
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應根據刑法規定、刑事政策等具體掌握。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致使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正常的工作、生產、經營、教學、科研等秩序被迫停止或中斷一定時間;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引起一定區域內的社會公眾心理恐慌，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無法正常地生活、學習和工作;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導致公安、武警、衛生檢疫等國家職能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如公安機關出動大量警員對可疑區域進行查爆排險的，等等，可以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黃旭、李雁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黃旭，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大專文化，原系北京加和行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于2003年5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雁，女，1972年3月22日出生，高中文化，原系北京加和行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職員。因涉嫌犯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于2003年4月30日被，同年5月16日被。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黃旭、李雁犯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黃旭、李雁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未提出辯解。黃旭的辯護人認為，黃旭的行為尚未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不構成犯罪。李雁的辯護人認為，李雁不存在編造的行為，給“120”打電話也不符合傳播行為的特征，其是在黃旭的指使下撥打的“120”電話，請求法庭對李雁公正判決。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3年3月，北京百事可樂飲料有限公司解除了與被告人黃旭經營的北京加和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業務合作關系，黃旭認為此事是北京百事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的上級公司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市場部經理肖某作出的決定，故對肖產生不滿，意圖報復。
2003年4月25日11時至12時許，被告人黃旭在北京市發生“非典型肺炎”疫情期間，編造了肖某出現發燒、咳嗽等“非典型肺炎”癥狀的虛假事實，指使被告人李雁兩次撥打北京“120”急救中心電話。12時許，北京急救中心派急救車前往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所在的漢威大廈出診，致使該公司及在大廈內辦公的其他單位人員誤以為漢威大廈內有人患有“非典型肺炎”，造成大廈內人員恐慌，嚴重影響了大廈的正常秩序，亦干擾了“120”急救中心的正常工作。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旭、李雁為圖報復，在北京市發生“非典型肺炎”疫情期間，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的虛假事實，向“120”急救中心進行謊報，嚴重擾亂公共場所和急救中心的正常秩序，其行為均已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應依法懲處。在中，黃旭系，李雁系，故依法對李雁從輕處罰適用緩刑。黃旭明知北京市正在發生“非典”疫情，而利用人們對于“非典”疫情存在的恐懼心理，編造他人有“非典”癥狀的恐怖信息，致使醫務人員到漢威大廈出診，給該大廈內的工作人員造成極大恐慌，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故對其辯護意見不予采納。李雁雖未編造他人患“非典”癥狀的恐怖信息內容，但其明知黃旭編造上述虛假恐怖信息是為了報復他人，也明知人們對于“非典”疫情存在恐懼心理，仍在黃旭的指使下撥打“120”急救中心電話，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系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共犯，其撥打“120”電話不符合傳播行為特征的辯護意見與已查明的事實相悖，不予采納;關于李雁受黃旭的指使撥打“120”電話的辯護意見成立，予以采納。據此，根據被告人黃旭、李雁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第一款之規定，于2003年6月11日判決如下：
1.被告人黃旭犯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2.被告人李雁犯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判處拘役三個月，緩刑六個月。
宣判后，被告人黃旭、李雁均未提出上訴，檢察機關亦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1.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的虛假事實，是否屬于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定的編造虛假的“恐怖信息”?
2.如何理解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中“編造”與“傳播”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
3.編造并傳播虛假恐怖信息，構成犯罪的，如何確定罪名?4.如何認定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犯罪后果并在此基礎上依法裁量刑罰?
三、裁判理由
(一)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的虛假事實，屬于“編造虛假的恐怖信息”。
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構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本罪的對象是必須特定的，即恐怖信息。所謂恐怖信息，是指足以使社會公眾產生恐慌心理，致使工作、生產、營業、教學和科研活動無法正常進行，引起社會秩序混亂的信息。因此，只要足以使社會公眾產生恐懼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引起公眾恐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虛假信息，都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定的“恐怖信息”。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傳染性和治療的困難性，本案被告人又在“非典型肺炎”這一疫情流行期間，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在客觀上已經引起漢威大廈內有關人員的恐慌心理。嚴重影響了漢威大廈的正常社會秩序，應當認定為編造虛假的恐怖信息，并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二)關于“編造”與“傳播”的內涵及其關系的界定。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是選擇性罪名，即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但在罪名的適用上具有特殊性。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對于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傳播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行為，認定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即可，無須重復地認定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理由是：其一，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是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必要條件，如果只有編造而無傳播行為，顯然是不可能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故也就難以成立犯罪。因此，對于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構成犯罪的情形，在客觀方面必須同時具備“編造”和“傳播”行為，缺一不可。換言之，如果行為人只有編造恐怖信息而無將之予以傳播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認定某人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其必然實施了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將之予以傳播的行為。其二，如果將編造并故意傳播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行為認定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還可能存在與刑法條文本意不相協調的問題。將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所規定的“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與“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聯系起來看，該條款實際上規定了兩種不同犯罪類型：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和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也就是說，這里的“傳播”，實際上有著確定的含義，即傳播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即虛假恐怖信息的傳播者不是編造者，如果編造者將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予以傳播，如前所述，定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即可。因此，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定的“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特指行為人明知是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予以傳播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情形。才以“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對于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將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予以傳播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明知是他人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予以傳播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為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既實施了編造并傳播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的行為，同時又實施了明知是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予以傳播的行為，且已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本案中，被告人黃旭、李雁所傳播的虛假恐怖信息系被告人黃旭本人編造，黃旭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后與被告人李雁共同將該虛假恐怖信息傳播出去，由此嚴重擾亂公共場所和“120”急救中心的正常秩序，二人系共同犯罪，故對其均應以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三)關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刑罰裁量。
從刑法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規定來看，此罪并非行為犯，而是結果犯，即行為人實施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行為只有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于一些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但尚未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程度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行為，不宜認定為犯罪，可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規定對行為人處以行政處罰，如給予行政拘留或罰款等。
由于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均未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具體規定。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應根據刑法規定、刑事政策等具體掌握。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致使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正常的工作、生產、經營、教學、科研等秩序被迫停止或中斷一定時間;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引起一定區域內的社會公眾心理恐慌，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無法正常地生活、學習和工作;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導致公安、武警、衛生檢疫等國家職能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如公安機關出動大量警員對可疑區域進行查爆排險的，等等，可以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對于是否造成嚴重后果，一般可以從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社會恐慌程度等方面認定。如行為人在公眾集會、節日游園會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引起秩序大亂，導致人群相互擁擠、踐踏而發生死亡的，即應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后果嚴重;行為人實施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極度恐慌，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正常進行，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也可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后果嚴重。其中，對于人員傷亡的后果認定，比較容易把握;而對于公私財產損失數額的認定則需要有確實充分的證據并經過一定鑒定程序。由于公私財產損失數額直接影響對行為人的刑罰裁量，實踐中，對于被害人(單位)提出的財產損失清單及數額應在庭審中逐一進行審查確認，必要時還需通過財產價值評估等鑒定程序，以盡可能查實被害人(單位)因犯罪行為造成的具體損失數額。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在發生“非典”疫情期間，利用人們對于“非典”疫情的恐懼心理，編造他人患有“非典”癥狀的恐怖信息，導致醫務人員出診，由此在社會公眾中造成恐慌，嚴重地影響了有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正常的工作、生產、營業及生活秩序，已經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但犯罪尚未造成諸如人員傷亡、重大經濟損失等“嚴重后果”，故對二被告人應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量刑幅度內裁量刑罰。被告人黃旭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指使他人傳播，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應依法從重處罰;鑒于被告人李雁受他人指使犯罪，在共同犯罪系從犯，應依法從輕處罰并可判處緩刑。故根據二被告人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法院對二被告人作出的上述判決，不僅定性準確，而且量刑得當，罰當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