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請單位(甲方)：
受聘單位(乙方)：
上海市靜安區法律顧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規定，甲乙雙方就聘請法律顧問事宜，商定如下協議，共同信守履行：
一、乙方接受甲方聘請，指派*****律師擔任甲方的法律顧問。
二、法律顧問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辦理甲方的法律事務，維護甲方的合法權益。
三、法律顧問的工作范圍：
(1)、就甲方日常管理，會員服務以及對外交往中的法律問題，接受咨詢，提供法律建議或意見。
(2)、審議甲方的有關法律事務文件。
(3)、接受甲方會員有關咨詢。(親子活動安全協議書)
(4)、接受甲方會員的委托授權，擔任甲方會員代理人，參加訴訟或仲裁活動，依法維護甲方的合法權益。
(5)、提供合理化建議，幫助甲方及其會員單位在改革中完善規章制度，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四、本協議期限年。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期滿后，雙方同意續約的，另行簽訂合同。
五、本顧問合同免收法律顧問費。
六、法律顧問工作方式為不坐班制。辦理有關資料性事務主要形式為電話、電子郵件和傳真形式，重大問題的咨詢、研究討論等上門服務。一般情況下，顧問律師在甲方工作時間，每月不超過四天工作時間(不固定)。
七、法律顧問具體工作安排，按照甲方的企業需要分輕、重、緩、急，隨時商定。法律顧問在履行職責時甲方應提供必要的辦公場所、辦公用品、交通工具及有關資料等。
八、法律顧問辦理法律事務的西安市內交通費、打字復印費等由甲方承擔。履行職責時出差支出的差旅費、補助費等有關費用，視同甲方中層管理人員待遇，按規定直接由甲方予以報銷。
九、乙方代理甲方會員單位參加第三條第(4)項訴訟或仲裁活動，參與甲方會員單位涉及公司設立、改制、資產重組、股票上市、房地產開發建設等重大或連續性法律事務，應訂立合同支付律師費，按國家規定的收費標準七折優惠。
十、甲方捏造事實或隱瞞重大事實，或要求受聘律師采取違法手段辦理案件的，乙方可以單方終止合同，所收顧問費不予退還。
十一、法律顧問應嚴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忠于甲方利益，努力維護甲方合法權益。法律顧問應遵守甲方內部制度，在業務中接觸到甲方或國家機密時，必須嚴守保密義務，否則，承擔相應責任。
十二、乙方應當經常督促、檢查受聘律師的工作，保證工作質量。必要時可以增加或更換顧問律師。
十三、在本協議有效期內，乙方對于涉及甲方的法律糾紛，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委托參與其與甲方糾紛的調解、仲裁及訴訟活動，但乙方已擔任的法律顧問單位之間的糾紛不在此限。
十四、本協議未盡事宜，雙方可隨時商定，單方無權修改。
十五、本協議經雙方蓋章后生效。一式兩份，各執一份。
甲方：
代表人：
年月日
乙方：
代表人：
年月日
首先，其最大的宏觀前提是動態的法律規范體系。公法和私法各有一片天，可是他們不斷在很多方面相互工具化，公法把私法當成他的工具，私法也把公法當成工具。私法在很多領域如在不動產交易里需要建立一個登記制度，其實這是將公法程序作為私法的工具。碰到爭議的時候，你只能在工具的范圍里決定登記的合法性。在動態法的秩序里，需要思考民法怎么去體系化。
我對民法方法論第二個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我們的，民法的思維，你必須很清楚地先去定位：我們是歸納式的還是演繹式的；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這個分類是有很多面向去討論的，你可以各找出10個特征，你會發現有很多的混合法系，而且幾乎沒有純粹的，歐洲現在也不純粹了。但是我覺得在這個以外，你要明白最基本的主軸還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差別不在法律的淵源。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一樣，主要依賴國會的實體法，不再是習慣，都很依賴司法判決。真正是怎么把材料串在一起，這才是區隔主軸。在英美法系，有再多的國會化，任何的法律決定，正當性是建立在前一個案例基礎上的，就是先例拘束。盡管都有一個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而法院在判決的時候會引用前一個判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變成材料了，真正關注的因素是哪一號判決，對它來講這才有拘束力。法律只是一個材料，炒出來很多的菜。所以我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判決之上，這就是案例法。案例法的思維是類推的、歸納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同樣有這些法源，炒出來的菜最終一定是哪個條文，合理性就是經由大前提、小前提導出結論。兩個思維都是差不多的。大陸法系的法官不可能不看最高法院的判決，但其判例不會寫根據最高法院哪個判決。反映這個法律基本的思維，也就是說彼此說服的方法是什么，是演繹式的，這是大陸法系；從案件到案件的類推，這是英美法系。是否有案例或者法典，這不是法系的真正差別所在。
王某：但是很多人說，現在兩大法系出現融合的趨勢了？
蘇某：沒有融合，基本的主軸沒有改變，方法沒有改變，在方法上混合得并不多。就像有人把日本歸類到混合法系，日本是絕對的大陸法系。他們的思維可以從他們的文獻、教科書中看出來，他們是大陸法系的。中國訓練出來的法律人的思維，也是大陸法系，包括從社會主義早期的法律，到后現代轉型時期的法律。這一點肯定的話，沒有什么太大的改變和選擇的余地。在大陸法系，民法的出發點就是體系問題，從法條到最后的決定，這種依賴體系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對我們來講，體系幾乎就是一切。如果你沒有把制定法的法條體系化，操作成本就太大了。在美國，你在法學院訓練，你讀什么法是不重要的。甚至要問你，你們的經濟法教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會說我們沒有經濟法。對你來講，公法、私法的二分都不重要。但是對大陸法系國家，這是最基本的，為什么有學科？背后就是有一個體系思維。先把這些法律材料分塊分條，這是第一步的體系。有體系才能操作，每個法官的操作結果才是一樣的。英美法官的法律人訓練不是那么在意體系的，而是案例。
王某：您講到大陸法系民法方法論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動態的規范體系，二是體系化。動態規范體系向憲法釋義學做過什么借鑒，其具體的操作方法又是什么？
蘇某：很有趣，你已經抓到一個核心問題。我在《人大法律評論》第8期發表的論文《以公法規范控制私法契約》中就提到過該問題。在大陸法系，體系化的要求也走向一個開放的體系，也承認動態的社會、動態的法律，動態很需要體系的開放性。
由此會出現一個問題， 對于開放的沒有被體系化的、保留開放那部分的法規范，你要怎么適用？其實在德國，那是高度案例法的。如一個誠信原則條款，你在適用的時候，一定不斷引用幾個前案，那是移植了美國式做法的。在別的地方基本上是引用法條，在概括條款，要考慮引用前案。
我在這篇文章里概括說，公私法接觸的轉介條款領域應該學案例法。我們的憲法在人權的領域全是概括條款，憲法在處理這么大、這么抽象的人權民主沖突的問題時，在對這些概括條款進行法律適用時已經借鑒美國案例法的做法。大陸《合同法》第52條也應該借鑒憲法處理概括條款的做法。需要用案例的方法，一點一點累積。傳統的演繹方法無法奏效，通過案例法方法進行慢慢的類型化是必經之路。
王某：談到大陸法系民法的體系化，那么您認為民法典體系化又有哪些可能的思路？
蘇某：就體系化方法而言，在動態法體系視野下，你會發現民法規范存在形式多樣化。在民法典之外，民法規范還經常存在于環保法等特別法中。將這些民法全部體系化很困難。將其整理成匯編式的、松散的民法典，意義不大，我們現在隨便一個資料庫就做到了。
民法典的體系化有這么幾種可能：一是部門民法的思路，即按照社會部門或者功能的領域，制定一個個垂直切割的法律。二是去制定一個橫跨的、水平切割的、一般性的法典，也就是按照普通與特別的關系，把屬于最普通、可以適用于各種法律關系的民事規范集結起來，作系統化的整理后，成為“如果沒有特別規定即可據此處理所有民事關系”的民事普通法典。這兩個都可以滿足動態法的體系化要求，讓法官在大陸法系背景下可以用體系的方式去操作法律。短期看，部門民法有它的好處，因為他把動態的公私法的東西都包在一起了，也相當程度地分章分節，體系化了。可是長期來看，邊際成本越來越高，垂直切割之后很多的共同的東西串聯了，概括的東西、政策的東西都不一樣，越來越復雜。我對部門民法是不看好的，這一點與部門憲法明顯不同。與部門民法相比，我會懷念傳統水平切割民法典的好處，即把最普通的放在最下面，稍微特別的放中間，最特別的放在上面。好處是你在處理問題的時候，特別的東西找不到，就繼續往下找。我覺得民法典基本上還是要回到甚至比德國民法典更純粹的水平切割范式，這是絕對少數說。
大陸侵權責任法走的是部門侵權法道路，其體系化程度看起來又有一點居中。好像把所有侵權的事情看成包在一起。很多的東西比較像是政策取向的，有的像普通法。可是又沒有完整包容，程度在中間，如知識產權的侵權法就留在知識產權里。
有沒有介于垂直切割和水平切割之間的混合式體系化呢？我的答案是沒有，混合式無法達到體系化體系效益之目的。體系效益，就是說讓整個動態法規范的操作成本降到最低，讓找法的成本降到最低。
王某：反過來說，體系化是否應該是民法典最主要的特征？
蘇某：對。我認為民法典最經得起考驗的還是作為一個最一般和抽象的普通法，就是我說的積木規則。一個積木搭起來是最大的一塊放在底下，有最大的概念才有下面的概念、細節的東西，這種思路下架構的民法典最主要特征就是體系化。
王某：那您對民法典制定過程中的私法自治與國家強制的關系如何看待？
蘇某：民法在一個沒有任何政策干預的假設下去設定權利義務關系，所以民法典的靈魂就是私法自治。你沒有干預的情況下，就是在平等主體之間怎么設計自治的關系。當然，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必要的公權力干預，即便如此，法典在體系上也要比從前更純粹，而不是比從前更多的公私法混合。如果過多地公私法混合，那干脆就不要民法典，部門法化了。而部門法化民法從長期看會制造非常多的體系化問題。
所以我覺得純民法典的民法規范其實還蠻單純的，就是自治法規范。民法典規范第一個特色就是有大量的任意法，這是其他的領域沒有的；第二個特色是非任意法的強制部分，大部分的性質不是強行的規定。我用一個比方來講，行政法、刑法大部分是要改變人的行為或者控制人的行為，這些領域的違法就很像打籃球的違規了，所以5次違規就出場，這是一種處罰。可是違反民法的大部分強制規范，類似于我們打籃球時的違例，只是不得分而已，但是不會記你違規一次。自治法強制和管制法強制的性質是不一樣的，這就回到動態法體系，動態法體系使得民法規范多樣化，但是民法體系弄得好，還是很清楚，就是自治法，不要做管制法。
王某：您一直倡議把民事立法當成一個理性思考的學問，您覺得民事立法的過程的本質是什么？您如何看待科學立法和民主立法的說法？
蘇某：這個想法是可以接受的，雖然我說法典應該是一個專業使用的東西，可是我也說了很多的法律是要去跟著社會的現狀來走，顯然關起門來是沒有辦法去制定的。如前面說的哪些要當成有名合同，你要定哪些自治法的規范，還是要去了解市場的實務，開門立法、民主立法就是必要的。
只是說開門立法的時候，一定要讓進來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在里面討論的是什么。大陸物權法違憲之爭和100年前德國學者普蘭克和基爾克的辯論，本質是一樣的，內容也完全一樣。基爾克是一個公法學者，基本上不喜歡民法完全不處理社會問題，他說這是開倒車，加深貧富對立，罵得很兇。可是普蘭克這個法官是參與者，他說對不起，民法堅持這個體系的理想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雖然很重要，但是我更愛自由。這就沒有完，這里沒有絕對的對錯，可能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社會問題很重要，但是我們不打算用這個法律來處理他。民法典是不管左右的，如果你把它體系化，它就會自動地適應左右的潮流，那才是真正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民法學者在對話的時候說，有沒有去抓住這點，我是不清楚。可見開門立法中也要把握好科學立法的導向。
民法典立法過程的本質就是怎么去建構各個體系，能夠回應當前社會狀況并適應未來比較長時間的社會變化，體系化思維真正成功的就在這里，就是去建構一套邏輯高度精確的體系，讓他可以適應從極左到極右的政權。
王某：您認為民法解釋方法大致有哪些？他們是否存在一個適用順序？
蘇某：法律方法論可以描述現在一般專業法律人的思維方式。我在中國政法大學開的民法原理課有一個單元就是談方法論中的解釋學。有哪些解釋方法呢？一般來說，以薩維尼、惹尼等為代表的學者堅持的傳統民法解釋方法有四種：文法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后又發展出三個大概是最被接受的新方法：比較法的解釋、合憲性解釋、經濟分析方法。
這七個之間有沒有優先順序呢？幾乎沒有人敢說有這樣的一個固定次序。但是不是絕對沒有呢？在反壟斷法和經濟法中某一些涉及處理特殊民事關系的領域中，會用到民法的解釋方法。如對聯合行為有一些損害賠償的民事規定，對這些規定的運用就要突出目的解釋的觀點，因為其是經濟政策的工具，這時目的解釋方法就凌駕在其他觀點之上。法律的操作讓法律文本的真正意思要貼切，就要求在工具性的法律領域更貼近其所要追求的目的，合目的性幾乎是最重要的。再比如講，不是講特殊政策領域的話，一個剛通過的法律，歷史解釋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是最大的。一個時間很久的法律，歷史解釋幾乎沒有用。在大陸法系國家，體系解釋在民法中很重要。為什么呢？從反面講，如果一個解釋出來的結果會破壞體系，解決這個問題會造成很多新的問題，它會和其他條文都越來越遠，這肯定不是一個好的解釋。
王某：您就比較重視社會科學方法中的經濟分析方法，您在書中曾總結自己的思維：常在民法的經濟前提上打轉，以經濟理性去分析合理化民法的解釋；您也曾經用過經濟分析的方法分析法定物權、締約過失、違憲審查的社會經濟條件，您是受到什么啟發來運用經濟分析的方法？
蘇某：美國20世紀60年代關于經濟分析的理論剛好就是在討論財產法。一開始如科斯他們都是在談財產權。我覺得這不是巧合，財產權的規則有很多是很有趣的，好像不約而同地會出現這樣的規定，都有一些規則。法經濟學一出現便是從重新去詮釋這些普通法的規則和民法典的規范出發，而不是去挑戰、去做新的注解，這是很聰明的。法經濟學常常去論證民法學者比較習慣的共同規則背后的經濟理性，這種思路比較容易獲得承認。
我一開始接觸這些文章，確實覺得在處理一些財產權的問題上，經濟分析方法是比傳統形式的解釋方法要有說服力得多。方法論本身只是去強化他的說服力，法律本身不是“1＋1＝2”的東西。比如出現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法律怎么解釋它，甲說、乙說都可以主張某個方法，最后你會發現我們真的需要新的方法，去幫助增加其論證的說服力。
在民法一開始進來就是這樣，還有其他的領域，反壟斷法也很多。還有用到憲法的這些理論。在民法，我覺得用得最容易的原因是，民法典的基本假設和這些分析使用的個體經濟學的方法是很接近的，他們都回到理性經濟為自己稻梁謀的假設。最后他的分析為他解決問題有很大的說服力。如其分析過失時，提出具體的公式，提供稍微具體一點的想象方向，你會覺得踏實一點。
科斯一開始用經濟分析方法來處理相鄰關系，結論顯然清楚得多。這不是巧合，該方法和民法很契合。大家覺得這種方法和大陸法系應該沒有什么關系。大陸發展這么多年，方法論成熟了，好像不需要借助它，可是未必。財產法領域的很多通說通過經濟分析方法進行強化，會讓你覺得理由更加充分了。這個方法會被接受也不是巧合。
當然，到了其他領域就未必有那么容易，就是因為經濟方法和民法典基本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假設還更接近。
王某：但經濟分析方法在民法中是否也有一些局限性？
蘇某：民法適用基本的思考還是三段式的。經濟分析方法會將適用模式引向結果趨向的思考方式，即努力使最后得出的結果是比較合理的。這個和法律原來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樣的，很多人會不習慣，說如果不是好的法律，就修法，但不能去動搖他的權威，只能把法律的內容更好地結合到個案。所以，到現在為止，大家最多的還是將經濟分析方法放在輔助的論點。如臺灣地區討論醫療服務有沒有消費者保護的適用？法官用經濟分析的方法來講，大家會覺得比較能夠接受。也許作為一個輔助的論點，是應該可以承認其方法論上的地位。
與此類似，比較法方法、合憲性解釋和經濟分析這三個方法應該都是輔助性的。而傳統的四個解釋方法則是處于主要地位的。
王某：您覺得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解釋學要做什么樣的改進？
蘇某：民法解釋學在臺灣地區應該是發展時間比較久的。教科書是第一個可以突破的地方。我覺得在臺灣地區需要做一個跳出原來教科書形式的思考。大家寫教科書，都太規規矩矩地從第一條寫到最后一條。王澤鑒老師算是寫得相對活潑一點的，分成一小塊一小塊，雖然他算是老一輩，可是有的年輕人的寫法還是非常傳統的。德國是先有教科書再有民法典，后來再有修正。德國人寫教科書，大概都會強調體系上的一家之言，每本教科書的體系不會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在臺灣每本教科書的體系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我們的老師寫教科書就是按照法條的秩序來寫，盡管是很不科學的東西，比如說代理是分在民法總則和債法總則兩個地方，是一個制度拆開來規定的。寫教科書的人不應該受法條的限制，法條拆開寫的并不一定意味著教科書也拆開寫。所有的解釋學不是把法條像圣經一樣擺在那里。教科書不必受法條的限制，教科書是建構體系，是要走在法律的前面，為下個法律來做準備。我覺得法教義學最后的精華就是體系。教科書是法教義學最重要的元素。但是在臺灣地區的教科書里，幾乎沒有人努力地去建構自己的體系。
教科書以外當然就是學術論文，論文也是法教義學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從兩岸的比較來看，大陸討論比較多的不是這種解釋方面的東西，而是對比較民法理論的興趣多一點，和臺灣反過來。臺灣主要是解釋上的一些爭論比較多一點。我覺得這里可以有互補的空間。臺灣的民法研究到今天，比較貧乏的是理論，所以理論不管是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或者是和一些什么別的理論結合起來，這方面做得明顯得不夠。
基本上我覺得改善的空間大概就是這樣。
王某：您比較贊成對法律實施的事實狀態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會有什么意義？
蘇某：德國學者會把法社會學里的一支抽出來，是社會學理論，叫做法事實研究，我的導師就寫過一本法律事實研究的書。其研究途徑是考察實際上某個制度有沒有用，到底某類案子多不多，典權有多少人設定，這就是法事實研究。
其價值主要是在民法政策上，即將來修法的時候用其做基礎，有一定的說服力。如要不要增加互助會有名合同，如果能夠證明：第一，它非常常見，如臺灣地區70％的家庭都參與過互助會；第二，法律關系是原來的幾個有名合同不能涵蓋的，如互助會的法律關系上確實不能完全用既有的借貸或合伙等合同完全解釋。這樣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一個結論，互助會應該加進去變成新的有名合同。可見，沒有對這個法實施的事實狀況做研究基礎，結論就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臺灣地區學者在早期做過一些民事習慣的調查。后來，在我們參與修法的時候，這些東西做得比較少，還是有價值的。大陸學者在這方面也應該多投入一些精力。
再如憲法領域，我們講部門憲法那部分的時候，我覺得大量的可以用法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去了解不同部門實際存在的一些狀況，以及其運作的規則。法社會學就是把社會學思考方法用到法律中。社會學不同流派的分析方法，如結構功能學派的、后現代學派的、沖突理論學派的、批判學派的等，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帶來的對社會的分析，這些方法用于憲法解釋，我覺得絕對有幫助。這主要是因為憲法本身太抽象了，你用傳統的方法，根本沒有辦法建立這種有說服力的東西。
總之，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有的領域不太切得進來，但是在憲法、民法政策、政策性的經濟法等領域，大概都比較容易把事實因素帶進來。
王某：您對民法規范配置中的引致規范怎么看待？
蘇某：首先，引致規范不同于轉介條款，轉介條款就是在民法典內建立某些讓特別民法中管制法規的政策考慮“流入”私法關系的管道，它猶如特洛伊木馬般地把特別法代表的公共政策源源不絕地導入中立的民法中，調和國家管制與私法自治。如大陸《合同法》第52條。它是水平切割的民法架構的必要立法技術，能夠使得民法維持足夠的中立性、抽象性，防止過多地納入特別法的具體內容，而使體系難以承受。
其次，引致條款就好像在我們樓里有一些標志“往右走”什么的，大部分是不需要的，只是闡明性質。我們的民法有太多的，變成中國民法的特色，到處貼標語，如“……構成犯罪的，適用刑法的相關規定”，其實是不需要的。這里涉及另外一個我一直講的觀點，民法典是給法官看的，而不是給一般人看的。民法典如果給一般人看了他才能生活，那不是好的民法典，成本太高了。法官知道怎么去解釋一個發生民事爭議的民事關系，他知道怎么轉化成一個事實。所以不需要很多標語去進行宣示，本來就是給法官看的。
王某：能否對大陸的《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做一些得失的分析？
蘇某：《合同法》是在民法典決定之前做的，但是它反而最像作為民法典一個預出部門法的感覺。蓋一個樓，以樓為目標蓋那層房子，合同法最像。如果準備最終制定民法典的話，蓋每一層的時候，腦子里想的應該是整棟樓而不單是那一層，將來堆起來就是一個大樓。現在看來，似乎只有《合同法》的工程師是這樣想的。《物權法》就離開蠻遠的，他腦子里想的是物權法相關的問題，越塞越多。《侵權責任法》也是這樣，離開預筑一個法典體系的思路了。
對這種結果我們不能說是錯的，學者可以去說這個體系有多好或有多差。但是真正參與立法時，應該是這樣算的，60分比0分好，能夠出臺比拖在那里、僵在那里3年以后還好一點兒。可是，既然我們要給打出一個分數，我們就要有更高的理想，將來民法典可能回過頭來很多東西都要再修。修并不表示內容不好，修只是把它變成大樓的一層，把其他的東西放在別的地方，即很多體系化的工作要補做。
現在大家就見到這個問題，覺得有點可惜。其實在每個工程蓋起來的時候，腦子里應該都有這樣一個大樓，盡量有這樣的想法，最后的工程不需要從頭來過，至少不要弄得那么復雜。在概念的選擇上什么的，我覺得有太多的妥協是不好的。
王某：您如何看待民事立法中的中國特色或者中國元素這么一種說法？
蘇某：我覺得民法典體系規則里有兩個與此有關：一個叫人性規則，一個叫文化規則。這兩個規則比較對立，人性規則是怎么樣去建構民法典的規范，盡量朝向人性相同的東西。所以，理性經濟人就是說每個人是為自己計算的，都是自私的，每個人也是理性的，也會對別人有一些最基本的注意，可以適用過錯責任。人性規則背后的考量是說，市場的參與者不需要學民法就會交易，因為他順著他的良知去交易。法律順著良人良知的思考去判的話，大部分判決也不會出錯。人性規則是要承認法律規范的全球化，強調市場規則大部分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還是會找到民法里面很多價值的取舍，保護財產權多一點，還是保護交易安全多一點，保護這邊多一點還是保護那邊多一點。這種取舍涉及價值取向的時候，會反映出一個社會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條件。貿易立國、商業立國的國家里，對交易安全比較在乎，有時候可能犧牲掉財產權。你去了解有一些基本的民法規范涉及這種東西的時候，就要做一些文化背景的調查。善意制度就有很高的比較法價值，因為反映出來文化的差異。為什么大家都學德國寫善意制度？可是只有在德國用得很廣，別的地方不太用。可能就是因為德國人對于善意占有人的這種保護，在歷史上或者出于什么考量，就是特別地重視。別人覺得不需要，因為用別的制度就可以解決。這種觀察讓我覺得，即使是普通法的民法，在有些地方還是要有一些文化的考察，這個我稱之為文化規則。
可是一直凸顯文化規則也是不必要的，這個規則適用的范圍一直是下降的，全球化有很多的東西把人類的同質性加速提高，現在到處都有麥當勞，基本上是趨同的速度在加快。只是承認有這個文化規則即可，不必刻意說在民法這里或那里可不可以多一點中國特色，這應該是一個不能忽略的東西，但不是一個目標。整體上，市場規則應該推定是一樣的，就如同你推定籃球規則是一樣的。
王某：您對統一的歐盟民法典持樂觀態度嗎？
蘇某：這是肯定的，單一的貨幣、單一的市場背景下，民法就會越來越統合。當然統一會從最容易的做起，先合同、后侵權，慢慢會到物權，那些最困難的要慢慢來。但是最終一定是越來越統合，這是一定的，這也是經濟發展在立法政策上的必然要求。
我觀察德國，在歐洲走向統一的漩渦里，德國自處之道很多是放下身段，放下自己體系的優勢。不是他不信仰自己的東西，德國法院還是堅信他們用了一百多年的法典，但是有時候他就不要了，因為他再這樣下去他就沒有領導權了。他實際上是自己放下身段，寧可去背比較多的相對亂一點的體系，比如說侵權法他不堅持，物權行為他也不堅持了。因為德國沒有這個主體性，其只是這么多成員國中的一個。
而中國有兩個優勢是德國沒有的：一是后發優勢，很多的錯誤可以避免，可以少走彎路；二是主體性優勢，不像德國是在一個漩渦里，它必須考慮到如果想要站在領導者的地位，要放棄很多自己的東西，中國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因為它的主體性還是很高的。既然這樣，我們就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說法典化我們做不到，其實想做就做到了，沒有人扯你的后腿，你會成就一個別人認為很難的東西。我們要制定一個體系操作得很好的東西，一個最新時代的電腦，德國已經過時了，我們有一個比其更好操作的東西，而不是說跟著他們去遷就一些混雜在一起，因為中國有他的主體性，在法典體系化等問題上不必做那么多的妥協。
四、
法學教育、普法宣傳等方面的問題
王某：法學的學科性質是什么？是一個社會科學還是一個人文學科？
蘇某：法學要回應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從前教育學生幾乎是為了服務司法，臺灣地區早期就是這樣，但是現在社會對它的要求不是這樣了，其他部門一樣要求它提供一些意見和幫助。所以法學被要求的不只是一個給司法來用的規范科學。也給立法部門，給社會很多部門去利用……法學必須同時有規范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特質。至于人文學科，你也可以講法理學和人文學科是可以連接的。隨著法律的影響和全面化，法學的任務也多樣化，需要兼顧這些東西，展現出來就是法經濟學、法社會學、法人類學，這些都是社會科學面向的領域，法學應該走向多樣化。
王某：大陸和臺灣都曾經討論過是否取消法學本科教育這么一個話題，對此您怎么看待？
蘇某：法律教育的問題同樣要問去回應什么東西。法律教育很多人說要走向本科教育的廢除，回應社會的需要。它所謂的社會需要大概指的是讓他的思考更成熟一點，具有更成熟的知識和素養，人格比較成熟了才來學法律。美國走出一個成功的模式，可幾乎只有美國，英國都不是這樣。美國的模式也有這樣的背景，其中一個成功的條件就是案例法。案例法基本上是讓市場負責交易。對案例法的準備一年就夠了，他真的是教你釣魚的本事，一條魚都不給你。JD第二年、第三年大部分都到事務所去了，最后考上了執照才真的開始學習。在法院，你也是不斷地在學習案例，前面只要求基本的方法，他就可以下海游泳。可是大陸法系體系的思維，讓你至少要把這個體系從頭到腳學會，確實是要花4年，至少3年。現在的思維不是很多人說得那么簡單，把美國學過來就好，他忘了，我們沒有辦法學的是他的案例思考，他的法學教育非常有效率非常成功，是因為他有這個條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這樣去做就有點東施效顰了。
同樣法律教育的目標也一定是多元的，涵蓋素質教育、職業教育等，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社會要求的法律人才本身是很多樣的。
王某：您對案例教學方法如何看待？
蘇某：我認為應以體系的教學方法為主，但要與案例教學方法互相融合、互相學習。我們講轉介條款時，大陸法系的演繹思維就無用武之地，這時就要融合案例法的思維。案例法是應該教的，只是其教法和美國式的案例教法不一樣。我覺得自己的方法論里，案例從來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一個好的教授，一個好的法官，在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腦子里有一些既有的案例，案例連接的事實一定是有的。只是最后法官寫出來判決的時候，可能不提那個案例，只是留在腦中。因為在大陸法系國家，最后你要說我為什么，我的正當性在哪，還是民法第幾條，不是最高法院哪一年的判決。這就是法律文化的差異使然。可是既然他經過你腦袋，當然在教育的過程里，要有一環是告訴你怎么去找判例，怎么去分析一個判例。這些必須在你的腦袋里，不然每個人都是隨便處理，沒有方法論。教育就是告訴你方法，教你怎么釣魚，只是重點不一樣。
王某：您有很多的編輯經驗，您覺得編輯經歷對您從事法學的研究教學有什么樣的幫助？您對辦一個好的法學期刊有哪些觀察結論？
蘇某：這方面我比較重要的一個經歷是在臺灣地區“國家科學委員會”法律學門做了3年的召集人。這個委員會在臺灣掌握了比較重要的資源，即對期刊進行評比審查并根據結果進行不同的資助。我在審查期刊的時候就引導一個方向：對綜合性期刊，你們都不要想存活；如果是各分學科領域性專業期刊，我就給予資助獎勵。我認為期刊是一個可以反映你的研究成果的地方，所以管理期刊就等于在管理這個學科。在臺灣地區，期刊的情況是臺大和政大的雜志有吃不完的稿子，永遠是第一名，很容易辦的。可是其他期刊，花再多的力氣就是那樣的稿子，退稿了再轉投這兒去的。
我覺得期刊雜志還是走專業分科的道路比較好，如果民法、刑法等各自都有不同類別的期刊，有那種月刊、周刊、季刊等，這樣會比較好。在每一個專業領域，期刊就能彰顯其系統化和不斷提高的成熟程度。比如說臺大專搞民法，政大專搞什么法，這樣有限資源可以整合。
大陸的情況比較好，人多，期刊多，但是期刊的問題也非常多。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也想參與這方面的討論。大陸期刊如果好好地管理，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期刊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會對期刊的發展方向有一個合理的引導。最近我聽說大陸某高校規定在某一級期刊發文章就會給予作者十幾萬的獎勵，這是很畸形的，一篇文章用這樣的激勵方式就出了管理上的很大的問題。
王某:1998年你首次到大陸來進行學術交流，這些年您來大陸參與學術交流的方式都有哪些？
蘇某：我參與研討會的領域還蠻廣的，大部分是民法方面的，最近也有憲法、司法改革等方面的。其他方面的研討會參加得不多。研討會其實大部分不夠深入，比較雜。但是其他的交流方式我都覺得很有意思。現在新的交流方式就是來做短期的教學，一個好處是我可以做比較長時間的停留，不是走馬觀花。在這個過程里，會和一些學者進行深入的交流，在書店里多買一點書，在圖書館看看，到學校多跑一跑，這個收獲非常大，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方式。
王某：您覺得法學家的任務是什么？
蘇某：當一個人決定他的工作是一種思想工作時，他應該很清楚地明白自己想要做的是哪一類思想。現在我們選擇了做法學，做法學家，要大概明白自己想要留下什么東西，當然最不想的結果是什么都沒有留下。有一種法學家什么都留不下，就是法教義學家，當法律條文被改掉了、被廢掉了，他學一輩子的東西白念了。法學家真要想留一些東西可以和后面的人去對話、分享的話，大概比較好的是法律理論、法律方法的東西，在那里體會一些理論性的東西，變成一些法學共同的東西，那比較容易留下來。我觀察到一些德國學者，到了一定年齡的時候都不再做一些原來做的領域，不做個案和教科書，轉做一些原則性的領域。我覺得前面是在做準備，前面的教科書都是講規規矩矩的東西，后面則是講怎么建立法律的體系，和法條不一樣，要有一個清楚的理念把它串起來，這是法學家去思考的。最終實體的內容我們簡化成正義，你也發現正義內容一直在改變，最終這個實體的東西還是很重要的。你會回想說，綜合你的經驗、個性，你的法學和別人的有什么大的不一樣，其實就是你的正義觀和別人有什么不一樣。這個思維還是要有的，這會讓你的行為和理論是有一致性的。現在社會是價值多元，正義也蠻多元的。我覺得要一直去思考這些東西，什么是比較能夠滿足大家的公平感覺的，那是法學家不能不回答的東西，在任何領域都有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