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案件律師引言：近年來，非法采礦案件頻發，其中不乏包工頭受雇參與非法采礦活動的情況。這些包工頭在明知雇主未取得合法采礦許可的情況下，仍然組織工人進行非法采礦作業，其行為是否構成共犯，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大爭議焦點。本文將以靜安刑事律師分析的一則案例為切入點，結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深入探討包工頭受雇非法采礦是否構成共犯的法律界定，旨在為司法實踐提供參考依據。
案例背景：
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間，趙某殲在未辦理采集寶石礦許可證的情況下，雇傭賈某某在某礦區非法采集寶石礦。雙方約定，由賈某某自行組織工人到指定區域施工，趙某殲則按照礦石實際開采量，以切割一米15元、破碎一米35元的價格與賈某某結算工資。賈某某在這一過程中，不僅組織了多名工人共同參與非法采礦，還在與趙某殲結算完工資后，立即向其他工人分發工資并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2019年2月26日，該非法采礦團伙被警方查獲，經審查，趙某殲非法銷售礦石金額總計高達880萬余元。
分歧意見：
對于趙某殲的行為，司法機關一致認定其構成非法采集寶石礦罪。然而，對于賈某某的行為，司法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賈某某系一般受雇傭提供勞務的人員，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理由在于賈某某雖組織工人實施了非法采礦行為，但在整個采礦過程中并無自主管理權，開采地點、時間、方法等均由趙某殲統一安排，賈某某本人也與其他工人一樣在一線操作機器，本質上仍是一名從事礦石開采的打工者。
第二種意見則主張，賈某某具有管理和組織行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理由是賈某某在明知雇主未辦理采礦許可證的情況下，仍然組織多名工人共同實施非法采礦行為，現場施工過程中，工人直接受賈某某調度，并向其領取工資報酬，這表明賈某某在本案中具有現場管理開采工人的行為，且起到實際管理的作用，應當認定為管理者。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立場：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贊同第一種意見，即賈某某應被視為一般受雇傭提供勞務的人員，不構成共犯。理由如下：
首先，賈某某不具有管理職能。盡管賈某某組織了多名工人進行非法采礦，但在具體開采過程中，他始終聽從趙某殲及其他現場管理人員的指揮和安排，對開采活動并無自主管理權。賈某某本人也親自參與采礦作業，表明他并不具備監督和管理其他工人的職能。
其次，賈某某未參與利潤分成或領取高額固定工資。賈某某的收入完全基于約定的計價方式和實際開采量，工資水平與其他工人相當，不符合《解釋》中關于高額固定工資的規定。他在發放工人工資時賺取的差價或招工報酬，在當前勞務市場中屬于常見現象，不足以認定其為管理者或組織者。
法律依據：
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兩高”《解釋》第11條明確規定：“對受雇傭為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犯罪提供勞務的人員，除參與利潤分成或者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但曾因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受過處罰的除外。”這一條款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旨在區分非法采礦活動中的出資者、組織者、經營者、管理者和提供具體勞務的一般參與者。根據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應當主要追究出資者、組織者、經營者的刑事責任，而對于受雇傭領取正常勞務工資且無其他違法情節的人員，一般不以犯罪論處。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結語：
在處理包工頭受雇非法采礦是否構成共犯的問題上，上海刑事案件律師強調，應當從包工頭在采礦活動中的實際角色和行為出發，綜合考量其是否具有管理職能、是否參與利潤分成或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等因素。只有當包工頭在明知雇主非法采礦的情況下，仍主動組織、管理工人進行非法采礦，且獲取超出正常勞務報酬的利益時，才能認定其構成共犯。反之，若包工頭僅是受雇提供勞務，且未參與管理或高額分紅，則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這符合我國現行法律的精神和原則。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希望通過本文的解析，為司法實踐提供有益的參考，同時也呼吁社會各界關注非法采礦問題，共同努力維護國家礦產資源安全和生態環境平衡。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注：本文通過對靜安刑事律師分析的一則案例進行深入解析，結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探討了包工頭受雇非法采礦是否構成共犯的法律界定。文章旨在為司法實踐提供參考依據，強調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應綜合考量包工頭的實際角色和行為，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準確界定其刑事責任。上海刑事案件律師希望本文能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法律視角，促進對非法采礦問題的深入理解和合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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