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中的望風行為如何認定？上海刑事辯護律師為您講解

　　犯罪的實行有積極發展方面和消極影響方面之分，犯罪分子在積極學習方面有促成犯罪的行為，即是犯罪的起果條件。在起果條件之外，常有防果條件以及存在，即犯罪活動實現的障礙因素之間存在，這就導致需要通過排除和防止外來文化因素對犯罪的干擾。上海刑事辯護律師帶您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共同犯罪目的就是起果條件和排除防果條件相互促進作用，共同促成犯罪的順利完成，很難想象有缺少其中作為一種環境因素作用下的犯罪運作。總之，了望行為是實施行為還是幫助行為，是主犯還是從犯，都可以根據具體的犯罪事實進行判斷。在司法實踐中，一般有以下情況:

　　1、望風行為是在共同犯罪中共謀、分工實施犯罪之前實施的。如馬某、劉某、李某盜竊案，三人合謀盜竊，約定由馬某實施盜竊時，李某吸引被害人注意，劉某望風。此時，三個共犯的行為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整體，共同作用于犯罪結果。

　　望風行為作為排除、阻止結果的條件，與其他共犯的積極條件一起促成了犯罪的完成。本案中，實施望風行為不言而喻，應當認定為主犯。當然，具體案例也要具體分析。對于被動參與望風行為，且望風地點距離盜竊行為相對較遠的，應當認定為共犯。

　　如被告人韓某、張某盜竊案中，張某單獨盜竊6起，伙同他人盜竊14起，韓某盜竊3起，且每起都是在相對較遠的地方望風，如樓下或院子門口，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本案中，張某盜竊數額巨大，韓某盜竊數額較大。此時，應當將韓作為數額較大的從犯納入量刑范圍。

　　2、共同監視行為是在共同犯罪中共同實施但犯罪前沒有分工的行為，即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有利害關系聯系，但沒有明確的分工規定，而是在犯罪過程中依據具體事實進行分工。例如，在盜竊案件中，被告與李某一伙人、陳某有33起盜竊電動自行車的案件。

　　三名被告人在合謀偷竊前分工，但在偷竊現場隨意分工。筆者認為，把風行為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分工的典型表現，即為了保證共同犯罪的順利實現，共同犯罪案件中特定情況下的共犯，共同犯罪過程中的分工意識。此時，了望行為的可操作性不容置疑，應一般認定為主犯。

　　3、繼承共同犯罪中的望風行為，如果望風者以自己的意思或者利益為目的，或者在與先行者交往過程中達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形成分工協作，應當認定為主犯。

　　比如其他行為人正在實施盜竊，如果沒有繼承的望風行為，且難以得到行為人，則望風行為應當認定為正犯行為；望風人在被指導人的幫助下或者利用被指導人的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在與被指導人交往過程中，明顯在被指導人的幫助下促成共同犯罪的，應當認定為共犯。

　　案例一：一審認定：2015年10月17日、18日，被告人趙某某在鄄城縣城區魯西南商貿城廣匯資金門市、吉祥文化精品童裝店內實施進行作案兩次，共竊取企業現金管理人民幣4800元及手機、手表、童裝、單肩包、U盤等物品一宗，盜竊他人財物總價值人民幣10709元。

　　被告人趙洪朝不服，以“其未盜竊4800元現金和47件童裝”為由學生提出通過上訴。二審人民法院可以認為原判認定上訴人趙某某盜竊4800元現金及47件童裝，僅有一個被害人陳述及被害人國家提供的辦理相關會員、進貨、銷貨信息記錄等證據，該證據可能無法發展形成具有完整的證明標準體系，根據該證據認定的案件具體事實已經不足以完全排除一些合理選擇懷疑，不能直接得出存在唯一性主要結論，遂對上述這些情節內容予以及時糾正。

　　案件二：控方指稱，在二○○九年七月三日早上，黃浦區 Fengle 市場的鴻聯煙草酒店東主龍某到公安局報警，該酒店于二○○九年七月二日至翌日約七時期間被盜。被盜財物包括香煙、葡萄酒和超過15000元的現金。接警后，調查人員趕赴現場檢查，在店內貨物上發現兩個打開的“王某”罐頭，并從罐頭上殘留的唾液中提取 DNA，已被判刑的被告傅被抓獲。

　　一審認定: 根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能得出結論認為，受害人長期被盜案件是被告付某某的唯一結論，本案的證據不達到準確充分的證據標準，公訴機關指控被告盜竊，由于證據不足，指控不成立，因此判處無罪。檢察院提出抗訴后，二審法院根據 DNA 鑒定、經驗和邏輯分析認定，被告支付贓款1、5萬元人民幣和各類香煙255支、洋酒12支。

　　以上兩個案例只是眾多類似案例中的兩個典型。在辦理盜竊案件的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根據案件事實或犯罪數額各執一詞的現象十分普遍。但是，在沒有其他證據證實或者其他證據之間難以形成邏輯聯系的情況下，難以認定，或者難以認定類似案件。如上述兩起案件所反映的，有類似情況的店鋪發生了兩起盜竊案件。

　　第一種情況，二審法院認為“僅憑被害人的陳述和被害人提供的會員資格、購銷記錄等證據，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不能得出唯一的結論”，故不予認定。

　　在第二起案件中，二審法院認為，“盜竊的煙酒數量是通過庫存和購貨清單統計的。受害人發現案發后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其報案陳述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和公信力，故意夸大被盜物品數量的可能性較小。因此，有人認定了。

　　上海刑事辯護律師認為，對于司法實踐中的這種復雜情況，應該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礎上，理清其根源，進而構建一套完整的制度來應對。否則，將對法律適用的統一、權益保護以及司法公信力的維護和提升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