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華榮律師事務所 目前，我國律師的素質和水平差別很大，有的律師水平確實很差，甚至在辦理人命關天的大案中連基本理由都說不清楚。這樣的律師單兵作戰，確實很成問題。所以，希望律師主管部門和律協對律師辦理的重大案件能夠予以特別關注，同時，能夠加強對律師業務的經常性培訓。
一、作為第三方，律師可以從中立角度入手，協調推進談判工作，爭取到談判優勢地位。
二、代表當事人，同對方爭取利益最大化，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代表當事人痛斥被告，占領道德制高點。
三、利用律師的特權，開展調查取證工作，這個特權是普通當事人所無法擁有的。
四、在浩瀚的法律法規中，找到有利于當事人的條款，并恰當運用。
五、在看似無規律的證據中，梳理出完整的證據鏈條。
六、利用律師熟知訴訟程序的優勢，為當事人爭取更多的時間。
七、在庭審過程中，準確的判斷爭議焦點、提示對方證據的漏洞進而影響法官的審理思路。
應當承認，與法官和檢察官相比較，在業務培訓和素質培訓方面，律師界存在比較大的弱勢，這種弱勢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財力與條件的限制，我們缺乏足夠的經費和高效的組織形式對律師進行集中培訓;二是律師工作性質的限制，律師是依靠執業活動而生存，在時間安排上常常是身不由己;三是律師培訓的內容缺乏針對性和系統性。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中，前兩個問題恐怕要從機制上加以探討，比如如何調動和運用培訓經費，如何規劃培訓制度和安排時間等。第三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主要是應考慮安排合理的培訓內容。目前，我們開展的各種律師培訓，錦上添花的內容較多，雪中送炭的內容較少。例如，律師從接到案子以后，怎么辦手續，怎么會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怎么樣調查?怎么樣出庭?等等，在這些最基本的操作規程方面是缺乏訓練的。我做了這么多年律師，但沒有人教過我怎樣辦案，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其他律師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律師連基本的規則都不知道，實際上是在各行其是，在摸索中前進。有時候我在外地辦案，發現有些律師辦案的路子很有問題，這種狀況必須引起重視。所以，我認為律師的培訓首先要從基礎做起。律師的業務領域很寬泛，每個領域都有各自的特點和要求。因此，應當根據不同業務領域的特點加強關于基本操作程序的培訓。
九、關于律師職責定位和刑事辯護價值取向的深層思考
關于律師的職責定位和刑事辯護的價值取向，看起來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但同時又是一個很深的課題。這是因為，由于我國律師制度恢復的時間太短，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人們對這個問題還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在觀念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無論是社會上的一般公眾，還是司法機關，乃至于律師自身，都存在這種問題。而這個問題又直接涉及律師辯護工作的角度、力度和社會評價。
我認為，辯護律師最基本的職責，是通過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來實現司法公正和體現司法公正，這種職責是以在訴訟過程中與公訴人相對抗的方式來實現的，即以制約而求公正。可以說，對抗是一種手段，而實現司法公正是最終目的。辯護活動不僅可以實現司法公正，而且可以體現司法公正，因為司法公正如果不能得到公開的體現，就屬于一種看不見的公正，就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同，因而難以顯示出公正的意義。體現司法公正的方式主要反映在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公開性上，在有律師參與的訴訟活動中，律師的辯護活動不僅可以充分維護被告人的權益，減少錯判的可能性，而且可以向世人證明這種判決確實是公正的。例如，一個罪大惡極的被告，在經過律師的有力辯護之后仍被證明為罪大惡極，人們就會毫不懷疑這個判決的公正性，因為這種公正性已經通過辯護活動得到了充分體現。所以，律師在辯護活動中不能簡單地以勝敗論英雄，而是要看其是否充分盡到了辯護的職責和體現了辯護的作用。如果律師可以每辯必勝，那么，世上也就沒有真正的罪犯了，檢察機關也就應當撤銷了。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公訴人可以每訴必勝，那么辯護制度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所以，由于抗辯雙方的職能定位和角度不同，所追求的具體目標以及思維方式也必有差別，這正是控辯雙方對抗關系存在的必要性。現實中經常會聽到兩種不同的說法:一些檢察官對宣告無罪的案件感到遺憾，認為“訴了半天，白訴了，真是前功盡棄”;一些律師對于宣告有罪的案件則具有一種失落感，認為“辯了半天，白辯了，真是白費力氣”。對于一個公正的判決而言，這兩種抱怨都是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沒有弄清楚自己的職責定位。
與辯護律師的責職定位相聯系，上海華榮律師事務所 對于辯護活動價值取向的深層思考更具有現實意義。具體地講，在“嚴打”和反腐敗斗爭中，辯護律師應當如何發揮作用?是強化辯護職能?還是弱化辯護職能?哪一種選擇對加強法治更有利?這就涉及辯護活動的價值取向。針對“嚴打”和反腐敗斗爭的現實情況，如果通過適當的弱化辯護作用的方式，確實可以減少偵查和審判中的障礙，緩解很多矛盾。因為偵查、起訴和審判環節，也確實有很多困難，也有苦衷，而律師的吹毛求疵，也確實給這些工作形成了一定的障礙，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么，究竟是應當強化辯護活動的作用?還是應當弱化辯護活動的作用?這就是辯護活動價值取向的選擇問題。
簡單地說，這種選擇涉及的是深層次配合還是淺層次配合的問題。雖然我個人的觀點很不成熟，但我還是主張以強化律師辯護職能的方式來選擇一種深層次的配合，否則，眼前看起來似乎有利，但是長久下來會使辯護制度發生蛻變，會使法治建設受到挫折。律師辯護制度的設立就是基于以對抗和制約求公正的這樣一種原則，只有這樣做才能實現和體現司法公正。目前社會上對律師的評價和要求，或者過高，或者過低，以至于連律師自身都無所適從，說到底還是對律師職責的定位沒有搞清楚。事實上，律師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律師既不代表邪惡，也不能代表正義，律師的作用只是通過司法活動的整個過程來實現司法公正，并從而體現正義。它只是實現司法公正環節中的一個部分，但這個部分卻不可缺少。所以，如果從深層次配合的角度來強化律師的作用，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認為是正確的，但眼前的困難就比較多，同時也會增加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工作的難度，這是一種矛盾。如何解決這種矛盾，只能由大家來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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