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山刑事律師為您講解嫖宿幼女在現實中的爭議有哪些

　　因為嫖宿幼女罪是一般主體的犯罪，并非如同貪污賄賂犯罪一樣，其主體必須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當然，或許有人認為，嫖宿幼女罪是一種性交易犯罪，既然是一種交易型犯罪，有權有錢的人才能是此罪的主要作案者。寶山刑事律師帶您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

　　這種判斷是違背邏輯的。因為對于一般的嫖娼行為，人們并不認為這就是一種特權行為。從目前有關統計數據看，我們看不出嫖宿幼女罪的作案者均是特權階層人員。

　　在上述備受關注的四川邛崍嫖宿幼女案中，兩被告人也只是一般社會人員。在沒有實證調查前，我們難以得出嫖宿幼女罪是一種特權之罪的結論。對于廢除嫖宿幼女罪的主張，有不少只是仇官、仇富情緒的宣泄，而并非基于立法的合理性角度。因此，立法者在此罪的存廢問題上應采取客觀、理性的態度。

　　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復孫曉梅關于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議時，明確表示贊成廢除嫖宿幼女罪，認為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雖然犯罪人得到了懲罰，但也認可了幼女“賣淫女”的身份，這一標簽是對幼女極大的侮辱。

　　這種說法似乎是廢除嫖宿幼女罪最充足的理由。然而，我們在廢除一個罪名之前，需要進行認真細致的考察。試想，如果嫖宿幼女罪真的廢除了，那么，實踐中嫖宿幼女的現象就真的不存在了嗎？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確實曾一度掃清賣淫嫖娼這種社會的丑惡現象，使得賣淫嫖娼行為在新中國大陸絕跡。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復蘇，賣淫嫖娼這種社會痼疾也死灰復燃，并呈日益蔓延和加速之勢。賣淫嫖娼如今已成為一種社會現實，賣淫人員也逐漸低齡化。因此，幼女賣淫已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1997年刑法典設立嫖宿幼女罪實際上就是對這種客觀事實的反映和體現。

　　馬克思曾經說過：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無論刑法中是否設立嫖宿幼女罪，實際上在嫖宿幼女的行為中，幼女是“賣淫女”的帽子早已戴上。幼女作為“賣淫女”的污名來源于賣淫嫖娼以及賣淫人員低齡化的社會現象，并非由于在立法中設立了這個罪名。因此，所謂“設立嫖宿幼女罪其實是給幼女戴上了賣淫女的帽子”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社會現實是因，立法規定是果，不能因果關系顛倒，讓立法者無辜背上罵名。

　　其實，在嫖宿幼女罪中，我國刑法條文仍然表述為“幼女”，而沒有稱為賣淫女，與奸淫幼女型強奸罪中的對象稱謂相同。在國外刑法或有關法律中，類似稱謂也是經常使用的，并不產生所謂污名的問題。如日本于1999年頒布了一部單行刑法—《處罰有關兒童賣淫、兒童色情等行為及保護兒童的法律》，其中就有“兒童賣淫”的表述。

　　《西班牙刑法典》第八集第五章專門規定了“誘使少女賣淫罪”；《尼日利亞刑法典》第223條里也有“介紹婦女或幼女成為普通娼妓”的表述；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關于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制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中也出現了“兒童賣淫”的詞語；此外，法國等其他國家刑法里也均有關于未成年人賣淫的詞語。

　　筆者認為，對于這類人群，社會總需要一個詞來表達，以便與其他人進行區分，這僅是表達上的需要，而非道德上的評判，更談不上二次傷害。

　　反之，即使我們在立法上真的廢除了嫖宿幼女罪，對于所有的嫖宿幼女行為一律以強奸罪定罪處罰，也仍然存在被害幼女被戴帽子的可能。因為“被強奸”也是一種傷害，對于一個幼女而言，曾經“被強奸”的事實如被人知曉同樣也是一種傷害，勢必不利于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成長。

　　司法實踐中這種事例屢見不鮮。因此，對于嫖宿幼女和奸淫幼女案件，司法人員在司法過程中更需要關注如何恰當地保護幼女的隱私，使她們避免再次受到傷害。而僅僅通過立法廢除此罪的方法并不能防止對幼女的再次傷害。

　　寶山刑事律師認為，立法的修改和變動是一件十分嚴肅、嚴謹和嚴格的事項，必須保持理性和穩妥。刑法罪名的確立和廢除，尤其須謹慎，應該充分考慮到民意的非理性、解釋的前置性、刑法的有限性和穩定性等多種因素。